然而在罗斯福的年代，最高法院主要是变革中的保守力量，如果第二权利法案进入宪法，反而不利于落实，在实践中会受到来自法院的挑战。

周黎安提出的晋升锦标赛制度是对我国行政体系中地方官员职务晋升模式最有力的理论提炼[38]。[29] 即使对于具有静态违法信息的违法行为的责令改正不作为诉讼，其原告的救济成功率也不会高。

在这种晋升锦标赛中，人事权高度集中于上级政府，上级政府通过对辖区内平行下级政府间的相对绩效考核来决定升迁人选，从而激发下级政府官员的工作积极性，并形成了辖区内不同地区间的激烈竞争。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何所谓的罚款月票/年票一般都是正规的省级财政罚款发票，这意味着罚款实际上是进入了地方财政国库中，并未给执法机关带来直接的经济收入，只不过是通过按比例返还的财政分配方式间接流回执法机关成为执法经费，并进而引导了执法者的行为策略选择。其实，即使假设能确定利害关系人，启动法定救济途径的可能性也不高，因为作为公共中一份子的任何单体意欲启动法定救济途径时都会发现，在自身需要承担启动法定救济途径所有成本（如诉讼费、个人的时间精力等）的同时，通过法律救济可能产生的正外部性（理想法秩序的恢复）却又不能被自身内化，这就无法为启动法定救济途径提供激励。[46] 青木昌彦区分了两种不同意义的制度概念：一种是博弈规则意义上的制度概念，它是博弈的参与者所遵守的行为规则，典型如成文法规则所确立的法律制度。另外还需注意的是，在违法过剩状态下，对违法行为正当性的集体认同感会导致违法者自我矫正违法行为的难度增加，因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当人们对自身行为正当性的认同感越强时，维持同类行为的动力就越强。

[23] 据报道刘温丽为记者算了一笔帐：如果不超载，就没得赚。事实上这也是社会合作秩序得以建立与维系的基础条件之一。再次，针对某些工会怠于履行职责的问题，可分两种情况处理。

在内部程序不支持其诉求的情况下，方可向法院起诉。另一方面，法律应当限制以个别劳动合同变通集体合同的条件，防止变通成为企业压制个别劳动者的渠道。并且，学者并没有把工会民主的功能局限于反腐，而是从整个社会着眼，强调了工会民主对于民主社会的促进作用：工会民主有助于为政治民主创设健康氛围，有助于培养经过民主训练的政治领导人，还有助于教育出负责任的公民。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加强专职集体协商指导员队伍建设的意见》[总工发（2012）45号]。

而工会定位遭到扭曲，被看作政府的一部分，仅仅配合其他部门工作，而不是按照《工会法》第27条的要求，紧急启动集体协商来化解危机。[69]例如，叶姗：雇主不当劳动行为的民事救济——基于我国和美国不当劳动行为救济制度之比较，《北方法学》2012年第4期，第93～102页。

他们操纵选举，排斥异己。[72]统计方法如下：2015年1月15日，运用《中国裁判文书网》自带搜索引擎，检索2014年全年制作的、包含集体合同这一关键词的文书，共返回679个结果。【注释】 *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法学博士。支持集体谈判的学者转而主张：集体谈判就算会造成社会生产率的损失，也可以促进其他的公共价值，总算下来仍然得大于失。

整个过程过分漫长，无法应对劳资矛盾一触即发的紧急局面。[28]这样一来，广泛、稳定的阶级一致难以达成，从而实现了民主的稳定。然而，该法的改革并不彻底，突出表现在：立法者的目标仅限于打击工会腐败，[36]并没有针对腐败的根源——工会过度集权，从平衡工会集权与民主的高度，对工会民主进行系统的设计，可谓治标不治本。[50]See Cynthia L. Estlund＆ Michael L. Wachter（eds.）， Research Handbook on the Economics of Labor and Employment Law， Northampton： Edward Elgar，2012， at p.5. [51]See Stephen F. Befort＆ John W. Budd， Invisible Hands， Invisible Objectives： Bringing Workplace Law and Public Policy into Focu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52]See Cynthia Estlund，Regoverning the Workplace： From Self-Regulation to Co-Regul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10. [53]参见美国参加国际劳工公约的情况，载http://ilo.org/dyn/normlex/en/f？ p =1000：11200：0：： NO：11200： P11200_COUNTRY_ID：102871，最后访问时间：2016年2月3日。

该法首次以立法形式在全国范围内承认了工会结社、集体谈判和发起争议行动的正当性，被公认为美国集体劳动关系法兴起的标志。三、美国集体劳动关系法的衰落之因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集体劳动关系法达到极盛状态。

[78]职代会则专注于大众控权，加强对工会的监督，提高从形式上反映会员意志的能力。但是，崇尚劳资合作的德国同样使用集体谈判的说法，我国学界也通常也将二者互换使用，可见集体协商与集体谈判并无原则区别。

《宪法》正文在确立国体和根本制度（第1条）之后，立即宣示民主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第2条第1款）。工业民主的两个面向——工会民主和劳资民主——同时面临陷入困境，成为美国集体劳动关系法衰落的重要动因。国家规制重点逐渐转移到个别劳动关系法。它与工会内部的改革一道，为集体劳动关系法找到了新的、固有的价值基础——工业民主，从而推动了美国集体劳动关系法的兴盛。他们认为，集体谈判会损害社会生产率。[22]如果能够实现工会集权与工会民主的平衡，就有可能解决民主制的根本问题：如何将行政效率和大众控制结合起来。

[8]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关于推进实施集体合同制度攻坚计划的通知》[人社部发（2014）30号]。从字面来看，用人单位违反集体合同的，劳动者根据《劳动合同法》第78条有权申请仲裁或提起诉讼。

[69]而在工会民主制度上，我国应该汲取美国的经验教训，对工会过度集权问题保持高度警惕，在此基础上重构工会、职代会和劳动者个人之间的关系。[47]再者，集体谈判对生产率的消极作用也并不绝对。

这一诠释首先是由政治多元主义学者开启的。比如，有学者就认为，集体谈判应当兼顾效率（efficiency）、公平（equity）和雇员发言权（voice）三大价值，即使效率价值无法最大化，也可以在其他两个价值上得到弥补。

司炉工还在火车柴油机车上工作，虽然司炉岗位在机车上已不存在了。发展集体劳动关系法，必须打破国家主义。某一提案只要获得一定数量职工代表联署，就应当进入职代会议程。与美国不同，我国劳动者集体既包括工会，还包括职工（代表）大会。

[26]而利益团体恰恰是实现民主的关键所在。再次，为了促进结社或在集体谈判时向对方施压，劳动者有权采取协同行动。

在工会内部，由于立法改革不彻底，工会仍然过度集权，会员在工会怠于履行职责时缺乏救济途径，在个人利益之间发生冲突时也缺乏协调方式，导致工会对劳动者的吸引力逐步下降。二、美国集体劳动关系法的兴盛之道 《国家劳动关系法》出台于新政期间，是对经济萧条和工潮的紧急回应，具有强烈的维稳色彩。

同时，集体劳动关系法的判例层出不穷，发展迅速。诚然，个别劳动者撇开工会与雇主单独协商，会损害工会的谈判力。

工会的建立以工厂或企业为基本单位，通常不承认更高层级工会的集体谈判权。[66]参见叶剑英：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一九七八年三月一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1978年3月8日，第1版。[83] 五、结论 总之，美国集体劳动关系法八十年来的兴衰和跌宕，在很大程度上系于工业民主。综观美国集体劳动关系法的历史，其对我国的启示主要有价值和制度两个方面： ——在价值目标上，集体劳动关系法虽然是维稳的手段，但是不可以将维稳当做压倒一切的价值目标，否则就可能被同样能够实现该目标的其他手段所排挤。

《工会法》于2001年修订时，取消了关于只有职工人数多于25人的企业才可以建立工会的规定。[70]劳动者向工会让渡了选择代表人员的权利。

如前所述，早在《劳管申报和披露法》出台之前，他们就论证了以民主制约集权对于工会的重要性，并获得了法院的支持。[82]此外，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的实际作用不大。

被集体谈判协议覆盖的劳动者比例相应降至12.3％。全国总工会的应对也和美国劳动法学者类似。